新时代乡建二十年 | 严晓辉：乡村建设中的社会创新
编者按
“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是伴随1990年代激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挑战，进入新世纪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自2001年以来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即为缓解“三农”困境的多种尝试之一。 过去二十年来，秉承“维护民生、促进联合、提倡多元”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个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实践性的社会改良试验，已经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硕果累累。从新农村建设、记住乡愁到乡村振兴，从食品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到国家安全，二十年来，乡建人的时代担当从没有停息；从乡村建设、城乡互助到国际交流，从社会公益到社会企业，从人才培养、农民合作、工友服务、生态农业（CSA）、乡土文化复兴、乡村建设研究到乡村综合发展，二十年来，乡建人的社会探索从没有止步。
为了记录新时代乡建历史，铭记这大地上的行动故事，传播乡建精神与经验，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新时代乡建二十年（2001-2020）系列专题文章，欢迎关注、参与！
乡村建设中的社会创新
——新时代乡建二十年交流与反思会发言
作者简介
严晓辉： 岭南大学博士，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理事长，全球大学联合发起人。曾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4年加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9-2017担任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2018年联合发起国仁乡建社企联盟。从事乡建设工作近二十年，长期关注乡村社区的生态化建设，目前主要从事国际乡村社区比较研究。
本文为严晓辉老师在2020年5月16日召开的新时代乡建二十年线上交流与反思会之“乡建工作交流与反思”环节的发言整理，已经作者审定。
大家好，借着今天的机会，我想分享我对过去参加乡建工作的反思和看法，算是自我批评吧。我是2004年开始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参与乡建工作的，17年以来，我参与过很多机构的建设，而我们乡建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也持续发生着改变。梳理这些年的变化和体会，我认为，乡村建设作为一项社会运动，从某个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持续推动乡村社会创新，并通过思想行动，引领底层社会良性变革。下面我就谈几点关于社会创新方面的认识。
一、何为乡村社会创新
我所理解的社会创新，主要是社会关系的重构，核心表现就是社群内部组织方式的改变；经济方式也是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例如一个社群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等，都是受限于这个社群的内部结构或组织模型，我们经常谈到的组织创新，即是社会创新的一部分。比如一个村庄，社群内部组织关系不一样，表现的形态就不一样，它可以是行政村组织主体，也可是公社主体，可以是合作社组织，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企业组织为主体，或者几种形态组合在一起；我们区别企业、合作社，也是内部的组织关系不同，比如是否把资本逐利放在构建关系的首位，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共享与合作为主还是个体竞争为主等等。从乡村社群来说，一个村庄不是孤立的和自我维持的，它同时受制于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不同的政治安排、经济的全球化和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同时，社群内的组织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历史因素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还会受到爆发的各种社会事件等条件影响。因此，社群的内部关系总会随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变化进行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如果能有效缓解新的社会问题，引领更加多元和可持续的社群生存，则是符合当下条件的有效创新。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在我们开展乡建工作的过程中，乡建人即是要在大的全球变局中，通过思想创新和行动引领，不断地为乡村社会的关系重组引领方向，或者说促进乡村社区持续的自我组织，以便持续应对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和挑战。在具体方式上，也不能局限于认定企业是什么，商业是什么，经济是什么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放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条件去讨论和实践，否则就会固化于某一种社会结构下的保守关系，很难有所创新。
乡建工作二十年，从自发的志愿活动，到NGO，到企业、高校、研究团体，到社会企业，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适应本阶段社会变革需要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采纳。而我们过去的乡建工作，也恰恰是多数情况下能够把握和引领这些变革的方向，或者说，乡建恰好在过去二十年，做了很多有效的社会创新。
二、社会创新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社会创新的目的，首要是维护社群生存，无论是维护整体还是成员自身的利益，都是要通过调整社群内部关系和组织结构来维护其社会生存的。其次，社会创新是在不同的生存条件或生存格局底下，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或新变化来说的，它有一定的条件制约，不是凭空创新，空谈可能性。所以乡建工作一定是抓住不同历史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乡村社群生存面临的挑战，在各种危机条件下，以改善底层群体生存为主要目标。乡村社会在全球宏观变革中，常常处在弱势和被动的地位，乡建工作对底层社会生存的维护，也是在培育乡村自救或乡土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宏观危机面前，社会创新也要善于利用社会空间中已有的新事物、新条件，比如每一次危机的出现也是一个新的条件，是推动改变的要素之一，不可回避也不能忽视。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说社会条件和要素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和这些新出现的条件结合起来的创新工作才可能是最终有效的。
回看20年乡建历程，每一次我们自身组织革新和工作调整，都是对应当时最激烈的社会矛盾的，这些都需要对当时的宏观形势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才能及时引导新的调整。这些年以来，温老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能及时指导乡建团队调整方向。比如大学生下乡是在三农问题最严重爆发的阶段冒起的，乡建学院和梁中心等机构是在农民走投无路上访无门的条件下，通过培训对农村问题的引导和梳理，把维权引导到乡建，也有工友之家等团体引导打工群体在城市安顿下来；小毛驴市民农园、分享收获等市民农业是应对极端爆发的食品安全和社会对于化学农业的恐慌；很多同仁正在开展的城乡互助和公平贸易活动，应对的是市场方式的食物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信任风险；而乡建在当前阶段推进的社会企业转型，则是针对最近几年国内外社会空间压缩、一般社会组织不能有效和乡村新时代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矛盾；新近兴起的新媒体传播，是在互联网技术等新要素的支撑下，社会关系已经被网络方式重构了，传播和组织方式也要随之适应这种变革。当然，包括疫情爆发后，大家的见面和交流方式被迫改变了，各种网络会议才会迅速兴起等等。我们年轻一辈要坚持学习温老师对于引领和调整社会变革方向的判断能力，也即是创新能力，这也是乡建工作未来能够继续发挥创新作用的关键之一。
在现阶段，我们强调生态社会企业，我认为社会企业所强调的社会性，主要做法是构建和推动构建乡村社群内部的生存体系，追求在地化的生态完整性和社群生存的可持续性。如果以一个村庄为例，首先，村庄在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能够与日趋恶化的市场方式、资本方式相抗衡？即在市场条件恶化、市场风险增加时，如何发展区域内的自我生产？其次，社会企业所创造的各种价值，要能够实现社群内部的循环和增值，并且在成员间共享，促进社群内部再生产，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防止三农要素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企业本身是一个有内部成员边界的社群，除了维护企业自身的运作，乡村社会企业的工作也同时是引导乡村构建社区自我生存体系。在疫情全球爆发的情况下，一个社群，尤其是被底层化、边缘化的乡村社群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自我维护，乡村社会如何自保，是乡建工作面临的迫切议题。同时，在全球化解体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地性也是社会企业要重点反思的方面，这和我在国家层面谈去依附的道理是大同小异的，中国面临着被迫脱离全球产业链条和全球化分工的危机，乡村社会同样要尝试摆脱市场化和市场分工危机，否则将会是经济危机的首要牺牲者。这方面，梁少雄等在蒲韩青年公社的尝试正走在前面，程存旺他们借助区块链技术帮农户和农场处理农产品的信任危机，也是非常有效的尝试。因为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都是在建立某种内部的、非市场的体系，这些体系很显然可以在全球市场出现危机或较大风险的时候发挥自我保护的作用。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乡建年会上讨论的信用创新，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它所应对的是恶化的金融体系对乡村的威胁，我这里不再展开。
三、如何推动社会创新
关于推动创新，由于社会生存本身受到自然条件和思想模型（或者说文化）的限制；自然条件在改变，科技和生产条件在更新，思想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其中，从人为参与的角度来说，思想创新是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条件，社群关系的重组，是在知识体系和文化结构的大背景约束下推动的，在自然和物理条件以外，思想是引领行动改变的先决条件。当然，思想创新反过来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要素的制约，这三者是互相依存和互相影响的，这一点应该充分理解。
思想创新虽然受到各种制约，但是要特别突破眼前的既有现实，从固化的思维、定义、知识结构中跳出来，寻找各种背离常规的思考机会，用温老师批评我们的话来说，要学会自以为非，不要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不坚持自己掌握了所谓真理，就有机会构建出新的社会组合和认知模型。限制思想创新因素之一，是知识结构的固化和对既有事务的保守认知，保守本身是维护既得利益（这里的利益不限于经济利益），习惯维护某一种状态的稳定，对一些工作和做法始终停留在一种旧状态。当然，把现状看成一个体系的话，维护既有体系和反体系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在哪方面倾向多一点，和当下的生存境遇有关，有一些社会关系在历史中长期稳定下来的，保守和稳定是必要的，但当一些工作已经不能对应当下社会主要问题和创新需求的时候，就应该及时被淘汰，乡建队伍中有很多机构存在这种情况，希望通过这次交流会，能够有及时的反思和调整，果断卸下历史包袱，迎接新的危机和挑战。
四、乡村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及可能
在乡村建设的工作里，我认为创新工作还要认清宏观变局，善于抓住不断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并且把变化视为常态，在变化中主动促进新的变化，主动自我创新，突破全球大环境对于乡村社会的持续压抑。例如这次疫情对于传统面对面的社交关系向互联网的虚拟方式转换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这种时候，重新理解人和人的沟通和交换方式，借用互联网工具，可以将乡村建设工作，尤其是传播工作推动到一个新的层面，我们也看到各个单位的努力，这是顺势构建优势；同样地，当全球市场环境在疫情影响下加速恶化，构建基于非市场逻辑的乡村体系也就成了避免危机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借用乡村仍然保留下来的自我生产条件和在地资源优势，例如蒲韩社区今年春天就给社员加量发放了各种蔬菜种子，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多种植自用的蔬菜瓜果，以防止食品涨价带来的生活开支增加；公社青年们开始开设抖音直播，利用直播带货和粉丝建立产销关系。
表面看，笼统地谈全球化危机、市场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等，似乎看起来没有出路，但实际上，在今天的话语环境里边，我们难以表述的危机是系统性的，国外国内上上下下各个层面，我们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在国家/地区层面，全球近年兴起的保护主义即是对全球危机的直接回应；金融方面，金融恶化同样导致全球主要国家竞相放水，进入全球竞劣局面；意识形态领域，也很明显进入新冷战斗争，而且这一次中国被当成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对立面；长期被忽视的还有第三世界及地缘冲突地区的战争、饥饿、难民潮等。
越是这种情况，乡建越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反而需要更加脚踏实地迎接挑战。我个人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乡土社会及历史遗产有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在这些仅存的优势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山雨欲来、危机全面爆发的现实底下，坚持探索乡村社会的自救道路，以乡村社会去依附为当前的主要工作策略，努力构建基于在地条件的乡村生存实践。
最后，无论如何，我想试着强调，我们要在不一样的思考模型中寻求乡村生活的多样的可能性，尊重生命和生活的多姿多彩，要特别去理解，在今天全球危机爆发的大趋势下，我们的乡村不只有一种发展话语下的生存方式，不能继续遵循市场逻辑、资本逻辑，其核心就是大胆进行社会创新，引导组织内部关系的重构，把人从市场关系、金钱关系、商品关系中拉出来，引回到自我组织和在地生产的独特化道路上来。乡村社群作为自我生产和自我组织的基本单元，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石。对于未来，我更加意识到，越是有危机压力，社会越来越分化，人和人的合作就越难，乡建内部想要实现合作也会更难，这不是谁一个人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要比过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期待与大家继续携手。
乡村建设，愈发任重道远。谢谢大家！
国仁乡建
社会企业是近几年由公益慈善行业倡导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强调以社会的、公共的资源、合适的产权结构，市场的力量，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公共的问题。中国社会企业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家自觉而有力的尝试。
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组建于2018年4月，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议，全国乡村建设领域的十多家社会组织、企业、研究院所联合发起，集合了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20年来在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乡土文化传承保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乡村振兴试点村机制设计、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实战经验，力图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的系统化、市场化、专业化、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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